“神学”与“人权”漫谈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神学原理讲义》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复兴的契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内战和独裁的荼毒，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在新的世纪中，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契机：或者是悔改归正，废除暴政，民族和解，不断改良，建立敬畏上帝，尊重人权的自由国家；或者是以暴易暴，以恶胜恶，冤冤相报，杀杀相寻，仍然陷于暴政和混乱交替进行的状态之中。

1．民族的复兴与道德的复兴

有识之士都一致认识到，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由和宪政的确立，必须从道德的复兴开始。当然，我们不敢断言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必有大的复兴。二十世纪的中国饱受外敌欺凌的痛苦和内部暴政的荼毒，若是没有上帝的怜悯，不能藉着上帝公义和法律和恩惠的福音，全民族悔改、和解，建立以公义为根基，以仁爱为原则，以和平为导向，以自由为追求的社会次序，就极有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危机之中。

2．道德的复兴必然是宗教的复兴

若是没有以美德为后盾的崇高的人格，高尚的情操，所谓的经济发展只能塑造出放纵邪情私欲的人妖，所谓的政治发展只能塑造出粗暴践踏人权的怪兽，所谓的文化发展只能塑造出迎合世俗强权的奸贼。而道德的复兴，必须从宗教的复兴开始。正如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所言，宗教是道德的根基。

3．儒家等伪宗教不足以创建以敬畏上帝主权，尊重个体人权为特色的现代文明

当然，真宗教的复兴绝不是复兴那些历史上一向依附专制政权，为暴君涂脂抹粉的儒教、道教、佛教之类的宗教，更不是伊斯兰教。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否认在这些宗教中有普遍启示的亮光，其中也有“真理的成分存在”[1]，甚至也不乏在宗教和道德改革方面做出伟大贡献的圣人。但是，正如巴文克所言：“这些宗教虽然有些改革，所不同的仅在方式上，但在拜偶像的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当然这些人也都是由虚伪宗教的树上砍下来的野枝子，老根还在。”[2]通过这些宗教，不仅不能使个人的灵魂得享永远的救恩，也不能创建以敬畏上帝主权，尊重个人自由为特色的现代文明。可怜中国“五四”之后那些所谓的新儒家们，动不动就声称西方文化传讲功利竞争，惟独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幻想继续用陈腐的儒家文化来辖制中国人民。随着中国晚清专制政权的覆亡，皇帝专权在中国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可憎之物。既然皇朝的结束，儒生所跪拜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缺少了中间最关键的“君”，也就是扮演弥赛亚角色的皇帝，这使得许多儒生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竟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名流赞同，改为“天地圣亲师”！这些人并不了解何谓真正的基督教，甚至像唐君毅这样所谓的学贯中西的大儒，在谈及基督教的时候，仅仅谈及康德、莱布尼兹、菲希特之流的哲学家的思想，对于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一致公认的基督教神学大家竟然一无所知，然后就把基督教判为比佛教和儒教低级的宗教，这样的愚昧和狂妄怎能为人生的导师和社会的先声，不过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而已。[3]

4．目前中国基督教会在真理方面的软弱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今天，儒道释等传统宗教和法#轮#功之类各种民间新兴宗教纷纷出笼，填补信仰的真空。基督教在中国所面临的是空前激烈的文化和宗教争战。基督教会必须为这种残酷的争战做好准备。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赵天恩博士在反思中国教会和神学教育的时候，就极其痛心地指出：“今天叫教会愈来愈感到迷惘不安的，是她不知道该怎样牧养会众才是。这危机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急激改变而对教会产生的冲击力，另一方面，教会又不能训练出优秀的领袖，来面对改变中的社会。不少牧者都发现，他们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难怪年轻人会放下对牧师的期望，而自己走入世界寻找他们生命的意义了。”[4]可惜，在真理的托付上,今日中国教会仍然不能肩负起为万民树立大旗的重任，今日中国教会仍然只是在神迹奇事和人数增长上夸口，并没有为社会和普世教会贡献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像当初的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那样，既具备广度，也具有深度，在教会和社会上产生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5．真宗教的复兴有赖于基督教的复兴

真宗教的复兴有赖于基督教的复兴。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中华民族重建与复兴的惟一盼望。中国大地上充满了“贫穷的人”、“伤心的人”、“被掳的人”、“被囚的人”、“悲哀的人”，惟独上帝能够藉着恩惠的福音和大能的圣灵使我们得饱足，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慰，并且成为国家和文化重建的精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危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赛61:4）。重生源自上帝的恩典和大能，重建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责任和托付。

6．基督教中叶有败坏的宗教

当然，即使在基督教中也有败坏的宗教，东正教的圣像崇拜、天主教的教皇无谬都充满了各种偶像崇拜的毒酵。在基督教新教各宗派中宗教的纯正性也有不同。因此，本书所谈及的基督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凯伯尔、范泰尔所传递、阐明的纯正的改革宗信仰。正如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菲德所言，改革宗神学和新教其他宗派相比并不是种类或本质的不同，而是在有神论、宗教和福音主义信仰上达于更纯洁的程度。[5]范泰尔在其《基督教护教学》一书中，并没有泛泛而论，为一般性的基督教辩护，而是首先阐明了改革宗信仰的基本教义，然后为之辩护。[6]苏颖智先生曾经谈及当代神学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神学分析中，用词的定义是最基本的功夫，但在现今的辩论中，不但缺乏这样的定义，而且已有的用词定义往往十分模糊，有时不太适当，甚至有时犯了神学上的错误。这个定义的问题造成一种怪现象，便是持相同神学见解的人彼此互相辩论、不服。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7]因此，笔者是以改革宗神学之目的，绝非是自设藩篱，党同伐异，而是在上帝面前，为了对读者诚实、负责，并且保持用词的清晰性和一致性。所以，本书明确以旧新约圣经为最高标准，同时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教义规范来界定基本的用词和命题。正如范泰尔在其《系统神学导论》序言中所告白的那样：“作者的确信就是：惟独改革宗信仰准确地阐明了圣经启示，因此惟独改革宗神学，而不是泛泛而论的抗罗宗神学，才能装备人抵挡新正统主义这个当今时代最突出的异端。”[8]

7．改革宗神学塑造敬畏上帝的个体之人

改革宗神学不仅仅是合乎圣经的神学体系，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思想体系。我们的口号不仅仅是抽象的个体灵魂的得救和自由，而是要塑造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个人”（a godly man）；在个人重生并成圣的基础上，建立“敬虔家庭”、“圣洁教会”、“和谐社会”和“自由国家”（a pious family，a holy church，a harmonious society, a free nation），使更多的人今生今世就能够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良心崇拜上帝，得享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人的丰盛的生命。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范儒勒强调：“圣经中所显明的独一的永生的上帝始终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他们如何组织、塑造自己的群体生活。”[9]在这一方面，笔者确信，惟独改革宗神学能够面对现实，为我们提供既合乎圣经，又切实可行的指导。笔者所竭力传递的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历代圣徒所认信的不变的真理，并结合自身所在的时代背景，将不变的真理在变化的时代中阐发出来。

8．圣约世界观与改革宗神学

当然，本书中所呈现的圣约世界观主要源于改革宗神学或加尔文主义。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而言，以奥古斯丁、加尔文等为代表所阐明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改革宗神学。从思想的角度而言，这一神学体系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这不是因为这一思想体系是加尔文个人发明的，乃是因为加尔文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所发挥的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其实，用今日的语言来说，加尔文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所作的只是把圣经中所启示的、历代圣徒所持守的基督教真理用系统的解经和论述的方式阐明出来。

在抗罗宗各个宗派中，惟独改革宗神学发展出了一整套强有力的世界观。正如亚伯拉罕·凯伯尔所分析的那样：“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人人都知道为何而活，因为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人生观。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也确信应当按伊斯兰原则生活，这种信念具有巨大的力量。惟独抗罗宗在旷野里无目的，毫无方向地游荡，没有任何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在抗罗宗国家里，在新德国哲学中所诞生的泛神论，以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为形式，在人生各个领域中不断夺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也开始占上风。这种泛神论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称推翻基督教传统，要以我们父辈的遗产来换取那毫无希望的现代佛教。这些具有领先地位的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当今世纪以德国哲学的形式出现，形成一种人生观体系，要与我们父辈所建立起来人生观分庭抗礼。我们父辈奋斗的目的是荣耀上帝，纯洁教会。而现今的运动则是为了人的荣耀而争战。激发他们争战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在这种现代主义面前，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呢？我们为什么不断丧失地盘？原因很简单，我们缺少一个同样具有统一性的人生观。只有这种系统的人生观，才能赋予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前线击退敌人。但是，我们无法在抗罗宗各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找到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抗罗宗在其坎坷不平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并没有发展出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来。在历史的浩荡进程当中，只有加尔文主义独辟蹊径，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生命洪流。正是以加尔文主义这种统一的人生观为基础，你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得以牢牢站稳，与罗马天主教并立，反对现代主义。没有这种出发点与人生观的统一性，我们就无力保持我们独特的立场，必会逐渐衰微。”[10]这是凯伯尔189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一个世纪过去了，凯伯尔的洞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惟愿加尔文主义这一高举上帝主权，尊重个体人权的思想体系，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丰盛的祝福。

9．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身份与使命

上帝使我们生为中国人，又生为基督徒，必然有他特定的旨意。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圣经不变的启示，根据自身历史性的处境，明白我们自身特定的地位、身份与使命。基督教信仰绝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上帝的真道来，是在此时此地得享丰盛的生命，见证上帝的恩典。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心灵和行为上都有所傍依。生命之道就是生活之道。

我们的历史性处境也显明了我们的历史性使命。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民族处境，克服民族的自卑和自大，我们既不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也不是最劣等的民族，世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其次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文化处境，中国历史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历史悠久本身并没有使人骄傲的地方，但我们中华民族的确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不管是儒教、道教、佛教，其中都有来自上帝普遍启示的光照，为传讲基督教提供了优秀的文化载体，这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的。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国际处境，几百年来一直落后挨打的中国似乎正在“和平崛起”，但一党专权、寡头统治、贪官横行的政体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隐患。空洞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并不能长期愚弄百姓，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社会上的贤达之士必须认识到古老的“防民胜于防川”的教训，若是对人权和民意肆意歪曲，横加压制，就会成为独夫民贼，不得好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争战，好似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战斗。不得民心的专制政府和贪官政府，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也永远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然是一个高扬人权和民主的中国，任何敢冒天下之大讳，继续粗暴地践踏人权，玩弄权术，放纵私欲，强奸民意的人，即使逃脱了人的审判，也必然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徒的具体处境。

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已经被迁移到上帝爱子的国度，同时又处于地上一个特定的国度中；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既是中国的公民，也是高科技、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世界公民；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视圣经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尺度，同时我们又不可能不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2），又要恳切地祈祷，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既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就决定了我们的使命。中国文化中的仁人志士咏叹“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彼前2：9），更要志存高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追求圣洁，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5－16）。

因此，中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通过自身美好的见证，倚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全方位地履行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把上帝恩惠的福音传遍中国；并以上帝公义的法律为标准，全方位地建立基督教文明，使中国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民族，使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开发；并且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上帝圣洁的器皿，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圣洁和公义之心，随时迎接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诗72：17－19）。

所以，中国基督徒的使命并不是挑战任何世俗政权。我们传讲上帝公义的法律，目的并不在于对抗世上任何的权势，而是作为我们自己最终的权威和尺度。当然，世俗政权的任何法律或政策，若是与上帝明确的旨意直接相背，我们宁肯顺服上帝，也不可顺服任何受造之物（徒4：18－20）。

10．基督徒绝不能充当任何专制政府的宗教鹰犬

当然，中国基督徒的使命更不是充当任何专制政府的宗教鹰犬，散布麻醉人民、逃避世界的宗教鸦片。基督徒必须效法基督，在社会上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作为先知，我们就要“春江水暖鸭先知”，积极站在科学和艺术的前沿阵地，高瞻远瞩，传道授业，驱除无知给社会带来的黑暗；作为祭司，我们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有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传讲和好的信息，成为和平与爱的使者，给个人、民族、社会、国家的创伤带来医治；作为君王，我们就要“敢叫日月换新天”，当仁不让，推己及人，积极行动，攻克己身，保护弱者，使家庭、教会和国家更加趋向圣洁公义。

11．基督徒必需积极奋斗

基督徒必需积极奋斗，在基督里活出“新人”的样式。

基督徒的人格，因着圣灵的更新，圣言的装备，有着巨大的力量。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无畏的精神，必然使基督的精兵所向无敌。

传福音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我们必需用我们整个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仰。

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圣灵赐予的确信，和坚定的意志，乃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若有信心，哪怕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也能吩咐眼前的山挪移。真正的信心有移山的力量。真正的基督徒，乃是“世上的光”（太5:14）。不发光的基督徒，是基督教的羞辱。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为这样挂名的基督徒，就受到了亵渎。

世界上到处所充斥的是行尸走肉之人，世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2: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罗3:11－12）。基督徒哪怕在人群中居于少数地位，只要自觉地为真理争战，就会像面酵一样，“使全团都发起来”（太13:33）。

抵挡上帝的世界想把基督徒封闭在隔都之中，只要我们同意他们所规定的条件，不讲政治，不讲人权，不讲经济，不谈法律，就可以在内心世界中享受我们宗教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宣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24:1），而且坚定不移地表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太28:18）。

属灵争战也是一场心理的争战。心理上的失败是最终的失败，心理上的胜利也好似最终的胜利。明朝中国哲人王阳明曾经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理战既是战争前的战争，战争之外的战争，也是战争之上的战争。当初撒旦在伊甸园里向亚当和夏娃发动进攻，就是首先在心理上引起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的怀疑（创3：1，4，5），它把上帝所说的“一定”换上了它所主张的“不一定”，从而使亚当和夏娃开始从怀疑上帝转向自己作主，取代上帝，致使他们犯罪失败，受到上帝的审判。当初那些向以色列人报恶信的探子也是如此，他们不信上帝的应许，“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13：33）。这种蚱蜢心理是无法得胜的。相反，圣经中的圣徒都充满了积极的得胜的心态。旧约中的大卫在面对巨人歌利亚如此抱着必胜的心志，新约中的使徒约翰也是如此激励信徒：“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约壹5：4－5）。基督徒当大胆，大胆，再大胆！基督徒在面对形形色色的巨人进攻的时候，都当向大卫那样存得胜的心志勇敢出击：“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撒上17：45－46）。

12．个人得救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在今日教会中，许多人所传的信息是一个以人为本，以个人的得救为中心的福音。但是，从整个的圣经启示来看，个人并不是历史的中心，唯独上帝才是历史的中心。个人的得救并不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而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7：14）。上帝应许要医治我们的土地，消除社会的不公，教育上的愚昧，经济上的贫穷，政治上的专制。“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身份，必须明白我们的使命，必须以上帝的法律为标准，勇敢地、满怀信心地面对自身的罪恶和社会的问题，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世人经常抱怨社会的败坏、政党的专制、风气的邪恶，但他们本身也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基督徒既要发挥先知的精神，痛斥社会的病症；更要发挥祭司的作用，为社会代祷，把上帝的真理传递、教导给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并发挥君王的职份，从自己做起，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付上代价，以大无畏的精神践行上帝的真道。

我们“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1：8）。“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17：22）。基督徒最有力量，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基督徒最有信心，因为基督是全地的大君王，真理必定得胜；基督徒最有活力，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一切的劳苦在主里都不是徒然的。上帝已经在永世预定，全地必然要因着选民忠心的智慧的工作而更新改变。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说：“英国有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但圣经产生了英国。”我们相信，因着圣灵更新的大能，中国也必将浴火重生，圣经必将全方位地更新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分别为圣，成为荣耀上帝，造福世人的真文化。

[1]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trans. By John Vried, ed. by John Bolts (Grand Rapids: Baker, 2003), P.318.

[2] 巴文克：《基督教神学》，赵中辉译，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台湾，1993，39页。

[3] 参考方朝晖，“从新儒家看现代学术的方向”， 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107/0107061003.htm。

[4] 《中文神学教育研讨会报告书》，中文神学教育促进会编辑委员会，香港证道出版社，1973年，59页。

[5]参考B. B. Warfield, Calvin and Calvin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0), pp.353-358.

[6]参考Cornilius Van Til, Christian Apologetics (Phillipsburg: P&R Publishing, 2003).

[7]苏颖智：《认识救恩》，香港，福音证主协会，2001年，137页。

[8] Cornelius Van Til, Intru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Phillipsburg: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Vo., 1978), Preface.

[9]Arnold A. van Ruler, Calvinist Trinitarianism and Theocentric Politics, p,119.

[10]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pp.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