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英格兰之旅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4）。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在英国前国防大臣约拿单·埃肯（Jonathan Aiken）先生的推荐下，经牛津大学威克利夫学院院长麦葛夫先生（Alister E. McGrath）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麦葛夫是牛津大学历史神学方面的权威，具有世界性的名望。他的一些著述已经翻译为中文，在华人神学圈子内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在牛津期间由他担任我的指导老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宗教改革神学，特别是清教徒时期的神学。到达英国的时候正是英国时间下午，约拿单先生和我正在牛津留学的老同学宋晓军姊妹前来机场迎接。晚上十点，到达牛津，当时正细雨蒙蒙。牛津古城，处处古香古色，别有一番景致。

众所周知，牛津是学术古城，英国第一所大学牛津大学就在此地。小城没有现代都市的喧哗，但岁月的洗炼使牛津别有一番苍苍和沉静之美。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小范围之内，曾经孕育出无数的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群星灿烂，使人叹为观止。著名的清教徒神学王子约翰·欧文就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任教。中国诗人曾经咏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无数的愁苦中，中国文化所崇尚的能够逍遥世外的神仙；在专制的铁轭下，中国人既害怕又艳羡的是在世上兴风作浪的恶龙……牛津大学没有我行我素的神仙，也没有见手不见尾的神龙，仍然名重于世。原因何在呢？依我看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敬畏上帝，得蒙上帝的祝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94：12）。那些不敬畏上帝，对当权者阿谀逢迎，对个人思想横加压制的所谓的大学，不过是阉割人性，培养奴才的地方，这样的大学不过是思想的监狱，灵魂的牢笼，魔鬼的巢穴，怎能塑造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的思想家呢？

稍稍安放下行李，我就请人把我带到学院的图书馆。见到满架的神学书籍，我的眼睛发亮，速速浏览一遍。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学院图书馆的管理。没有门卫，也没有任何管理人员，借阅不受时间限制。每个学生都知道大门的密码，随时可以按几下就进去。里面有电脑室，可以随时打字或上网。图书借阅则是自己查找，自己填卡，一切都靠学生的自觉性。我自己也在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大学的图书馆都是把学生当作贼来严加防守，图书馆根本不得随意进入，借阅程序繁杂。可见，管理思想截然不同。从此以后，在牛津大部分的时光，我就在学院图书馆和大学中心图书馆（Bodleian Libray）度过。当然，还有牛津公园，如此幽静，如此美丽，如此古朴，如此自然，常有天鹅野鸭随意倘佯，是散步默想的绝佳去处。读书之余，经常漫步牛津公园，花草树木，小桥流水，使人畅想当初伊甸园的美景。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能够从各种压力和繁忙的教牧工作中来到牛津小憩。

我在五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灾难深重中国啊，你何时才能悔改归于上帝的名下呢？当初，新教传道士马礼逊曾经在澳门孤岛，远望大陆而慨叹：‘磐石磐石何时开？’如今，中国大陆渐趋自由和开放，国民政府也日趋开明，基督教能为中国提供什么呢？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如何才能改变中国整个社会呢？这是我心灵的求问，求主光照，求主引领。”

在五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到约翰·欧文的文集，何等激动！读到达伯奈的《系统神学》，何等激动！读查利斯·赫治的著述，何等激动！这些改革宗神学的巨臂，用他们的生命来谱写神学的篇章。一边阅读，一边修正《圣约神学讲义》。牛津大学公园何等优美啊！”

在牛津期间，参加了威克利夫学院开设的一些课程。如麦葛夫先生开设的护教学，弥切尔（Michael Green）先生的宣教学，中间还有人讲灵修神学等等。但威克利夫学院毕竟是一个福音派中心，主要是为英国圣公会培养教牧人员的。学院本身也受到灵恩派思想的冲击，并邀请灵恩派神学家前来讲学。当谈及为什么按立女性为长老时，这位灵恩派神学家笑着解释说：“新约圣经并没有反对这样做。”这种浅薄的辩护所暴露出来的不仅是神学上的无知，而且是对上帝的圣言极不严肃的态度。难道新约不反对的就是上帝所赞同的吗？新约中并没有明确反对与兽淫合，难道这位神学家也赞同与兽淫合吗？如此大名鼎鼎的所谓的神学家，竟然如此割裂旧新约圣经的关系，实在令人感到触目心惊！我自己所热衷的是清教徒的神学思想，但是，一提起清教徒，很多人就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异类一样。我只好沉默不言，自己思考读书。

五月十九日，经荷兰一位改革宗弟兄的介绍，与爱德华（Edward Green）先生相识。爱德华先生家住牛津，是自由苏格兰长老会（the Fre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的长老。他邀请我前往伦敦堂会参加主日敬拜。这是一家正统的保守的长老会教会，聚会时姊妹一概“蒙头”――都是戴素朴的帽子，间或点缀着几朵幽雅的小花，显得非常端庄而美丽。有很多孩子参加敬拜，也都非常安静，可见有良好的家教。教堂建筑俭朴肃穆，没有天主教圣或公会教堂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们敬拜时唯独唱颂《诗篇》。敬拜仪式非常俭朴－唱颂诗篇，长老代祷，牧师讲道，唱颂诗篇，敬拜结束。

此前，初到牛津时，曾有同学带我去过一家圣公会教会，仪式性较强，崇拜气氛比较活跃，讲道很短，参加者一概都是成年人。还有一家天主教色彩非常强的圣公会教会，牧师都称“神甫”，仪式味道重，讲道只占很少部分，参加者也都是成年人。又有一家浸信会教会，灵恩彩色比较浓，正好一个美国灵恩派牧师前来讲道，传讲神迹医治等等。

所以，认识格林先生之后，我就每周和他一起去伦敦参加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敬拜。中间也去过一次华人的教会团契，并没有华人牧师，由一个美国宣教士主理，华人团契的气氛比较浓厚，胜过教会的气氛。这些教会大多成为某种形式的成年人宗教俱乐部，没有家庭气氛，很少见到小孩子，讲道既缺乏解经的深度，也缺乏对真理的热情。

五月二十一日，应英国下议院议员摩温先生（Mervyn Thomas）邀请，前往英国下议院，出席“国际基督教协同会”（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年会，简单介绍中国教会的情况。英国下议院办公地与著名的威斯敏斯德大教堂毗连。“国际基督教协同会”是一个跨宗派的民间性基督教联谊组织，成立的主旨是保护基督徒权益。约拿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董事。我自己简单地讲了两点：首先是对英国教会对中国的宣教和支持表示感谢，著名的传教士、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就是英国人，十八世纪来中国宣教的最多的就是英国人，十九世纪美国人开始大量投入，二十世纪韩国人后来居上，在中国宣教中开始发挥重要的角色。其次说明中国教会得蒙上帝的祝福，信主的人不断增加，地方教会到处建立，所存在的问题就是教导的问题，请英国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多多代祷。

我自己自信主以来，因为受过高等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国际贸易、学术和法律方面的交流，所以和国外教会的弟兄姊妹接触较多。在国外教会或个别的弟兄姊妹面前分享的时候，我自己有以下的体会。一是注意个人形像，实事求是，不卑不亢，在人和上帝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既不要自高自大，固步自封，也不要崇洋媚外，趋炎附势。不要因为对方来自欧美教会，就盲目崇拜，欧美教会也有很多教会是离经叛道的教会；不要因为对方有牧师、博士、教授头衔，就点头哈腰，世上有名望的人不一定是上帝所拣选的忠仆；不要因为对方是到中国来宣教，有奉献的心志，是来帮助中国人的，就盲目认同，来华宣教的人也是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需要仔细分辨。二是注意中国教会形像，不要人穷志短，失去尊严。我自己亲眼目睹很多中国教会传道人，一方面在外国人面前见证自己如何有为主受苦的心志，一方面有机会就向外国人寻求经济方面的帮助，这实在是有损于中国人和中国教会的尊严。中国教会并不缺乏金钱，如果每个信徒都忠心十分纳一，国民政府不要横加干涉，教会各个方面的支出会是丰丰富富，毫不缺乏。关键是中国教会形成了张手要的恶习，这在世人眼中也不是很好的见证，也为许多外国教会看不起。三是注意国家和民族形像，不要轻易控诉中国政府，当今中国固然没有完全落实“宗教自由”的法律，但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在宗教政策和管理上也是日趋开明。国外盛传的很多所谓的宗教迫害也往往是夸大其词，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是为个人和组织募集资金，一是在政治上搞臭中国，把中国妖魔化。当然，我们并不排除目前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会的压制，也不否认个别地方个别人员利用权力，残害信徒和教会，牟取私利的恶行。但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各地情况差异很大，不是能用一两个口号式的句子所能概括的。从我自己的接触和研究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其境况正如小马过河一样，既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浅，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国民政府确有责任打击个别利用宗教，放纵私欲，以致触犯刑律的人，对于具有反社会性质的偏颇信仰也当从社会治安的角度予以监控。但我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由国家充任教会的角色，搞思想垄断，打击异己，包括限制民众宗教聚会的自由等等。国民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国家内外的安全和次序，思想和宗教事务并不属于国民政府正当的管辖范围，而且用警察和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来管理人们的思想和宗教乃是最大的僭越和暴政。不仅不能管理好，而且为人性中败坏、专横的因素提供了发挥的途经。对于公民的权利而言，国民政府的角色不是限制性的，而是保护性的。一个长期限制、践踏公民权利的国民政府就会丧失其合法性，受到上帝的审判，被世人唾弃。那些在其中兴风作浪，假借执法之名，中饱私囊，戕害他人的个人，也必将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但因受几千年专制文化余毒的影响，中国官员始终以救世主、父母官的角色自居，对人民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管制和监控，这是需要不断改进的。这种改进只有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充实、提高。基督徒当从自身做起，不怨天，不尤人，在小事上忠心，立足现实，追求卓越，成为中国宪政建设、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说来话长，还是书归正传吧。

五月二十七日，应罗秉·慕理先生（Robin Murray）邀请，到牛津附近一家乡村教会证道（Hatherop Church），并在罗秉先生家作客。英国的乡村是如此地美丽！我现在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英国人说“真正的绅士住在乡下”（A real gentleman lives in countryside.）。见到“帝国主义”农村的美景，普通百姓生活的丰裕，我禁不住地为中国的农村祈祷。中国的农村啊，愿上帝怜悯！何时农民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呢？何时中国农村的面貌能够发生真正的改变呢？中国的一位乡村干部曾经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和慨叹。要真正解决“三农”的问题，核心在于归还农民的土地，尊重农民的人格，使农业进入自由贸易领域。中国一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工人是领导阶级，代表先进思想，而农民则不在其列。因此，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都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沦为国家的“农奴”。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改革开放前，农民根本不能随便离开乡村进城；即使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在大城市中，身边若是缺乏身份证、暂住证、打工证等证件，随时都有可能被收容，失去人身自由。当初日本鬼子也没有如此苦待过中国农民啊！为什么在中国独立之后，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呢？！罪人啊，你总是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表，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或顺应历史规律，要改变整个世界，要改变他人，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代表呢？你为什么不改变你自己呢？你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有什么权利欺压别人呢？你有什么权利用你所认为的真理改变别人呢？你若是致力于对付自己的罪，也足够你用尽你一生一世的功夫！中国人真苦啊！中国农民真苦啊！中国的罪人真狂妄啊！惟愿上帝使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中国就有盼望了！愿上帝怜悯中国！

六月三日，格林先生邀请吃饭，相谈非常投机。英国人待人有礼貌，但非常冷淡。即使威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也是如此。格林先生是个例外，我对他的背景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在信仰上多有交通。格林先生还亲自向我们示范家庭敬拜，如何唱诗，如何读经，如何跪下祷告。他是一位非常敬虔、博学的人，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自己开办一家学校。我后来前往苏格兰的行程都是由他安排的。在神学上，我从格林先生得到两个方面的确证，一个是在千禧年的观点上，苏格兰长老会历来都是后千禧年派立场；因此，苏格兰作为长老会的故乡，一直持守后千禧年神学导向。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出生的人中，了解、持守并传讲后派立场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国内教会多受时代论和其它基要主义神学的影响，多数主张前派立场，只有少数主张无派立场，而自觉地主张后派立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几乎闻所未闻。二是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基督教长老会是苏格兰的国教，根据《威斯敏斯德信条》，公民政府支持教会传讲纯正的真道是责无旁贷的。“政教分离”并不是国家与宗教完全分离，而是指教会和国家在机构上分离，功能上分离，但基督教国家在宗教上绝不能采取所谓的中立性立场，更不能迫害基督教正道。

光阴如梭，回国的日期越来越近。我深深地喜爱牛津的读书氛围。五月、六月据说是牛津的黄金季节，我自己没有多深的体会。但是，牛津的天气似乎确实令人深沉，一草一木仿佛都在思考。尤其令我感到兴奋的是：我想阅读的任何神学书籍，几乎都能很容易地找到。我常常为读书过程中所发现的真理亮光而欣喜若狂。时而陷入沉思，时而会心而笑，真像牛津的天气一样，一会儿阳光灿烂，转眼间雨滴如注。在六月七日的日记中，我写道“愈近归期，愈觉牛津读书宝贵。如此之多的改革宗神学书籍和相关图书！主啊，当初你是何等地赐福英格兰和苏格兰啊！如今你仍然怜悯他们：求主怜悯中国，再不要有战争，再不要有压迫，再不要有无数的冤魂，年轻人的鲜血，父母的眼泪！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中国人敬畏你的心，追求公义的心！”

转眼就要告别牛津，还上所借的各样图书，再到牛津公园散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白色的云朵在瓦蓝的天空飘过，于是想起华兹华斯的名句：“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身在异乡，确实思念亲人，盼望早日回到中国，与家人和弟兄姊妹团聚。明天就要启程前往苏格兰，我的心里波涛起伏。我虽然身在牛津，但是，除了格林先生之外，并没有其他在真道上相通的灵友。而苏格兰这约翰·诺克斯的故乡，却是我精神的家园。再见吧，牛津！再见吧，美丽的大学公园！再见吧，那幽静的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