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神学与二十一世纪中国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所面对的最深重的危机，既不是经济体制所要面对的崩溃，也不是政治独裁的难以为继，而是精神上道德上的危机，也就是心灵和信仰上的危机。唯独改革宗神学能够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全方位的策略。
1．中国必然会成为基督化的国家
正如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言：“假如没有上帝，什么不可以作呢？”人类自身的骄傲自大、对同胞的残酷无情，最终而言，都源自对上帝的叛逆，对上帝的慈爱的藐视。但是，尽管“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2:2），世界仍然是上帝的世界，中国仍然是上帝的中国，上帝仍然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诗47:2）。
上帝已经定意让万国认识他，中国也必要尊上帝的名为大：“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谁充满洋海一般”（哈2:14）；“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玛1:11）。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世上的列国逐渐认识基督，归向基督的过程：“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11:15）。
2．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不仅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太5:13-16），反倒因为反知识、反历史、反传统、反法律、反宗派、反信条、反神学、反世界等各种来自魔鬼的毒酵的影响，丧失了真理的见证和敬虔的力量。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怜悯，重新归回圣经，重新归回古道，高举“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的大旗，以个人重生的生命为基点，重建教会与国家。“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法律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赛33:22）。
3．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复兴的契机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之久的暴政荼毒，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在新的世纪中，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契机：或者是悔改归正，废除暴政，民族和解，不断改良，建立敬畏上帝，尊重人权的自由国家；或者是以暴易暴，以恶胜恶，冤冤相报，杀杀相寻，仍然陷于暴政和混乱交替进行的状态之中。
4．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道德的复兴开始
有识之士都一致认识到，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由和宪政的确立，必须从道德的复兴开始。当然，我们不敢断言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必有大的复兴。二十世纪的中国饱受外敌欺凌的痛苦和内部暴政的荼毒，若是没有上帝的怜悯，不能藉着上帝公义和法律和恩惠的福音，全民族悔改、和解，建立以公义为根基，以仁爱为原则，以和平为导向，以自由为追求的社会次序，就极有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危机之中。
5．道德的复兴必须从真宗教的复兴开始
若是没有以美德为后盾的崇高的人格，高尚的情操，所谓的经济发展只能塑造出放纵邪情私欲的人妖，所谓的政治发展只能塑造出粗暴践踏人权的怪兽，所谓的文化发展只能塑造出迎合世俗强权的奸贼。而道德的复兴，必须从宗教的复兴开始。正如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所言，宗教是道德的根基。当然，真宗教的复兴绝不是复兴那些历史上一向依附专制政权，为暴君涂脂抹粉的儒教、道教、佛教之类的宗教，更不是伊斯兰教。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否认在这些宗教中有普遍启示的亮光，其中也有“真理的成分存在”[1]，甚至也不乏在宗教和道德改革方面做出伟大贡献的圣人。但是，正如巴文克所言：“这些宗教虽然有些改革，所不同的仅在方式上，但在拜偶像的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当然这些人也都是由虚伪宗教的树上砍下来的野枝子，老根还在。”[2]通过这些宗教，不仅不能使个人的灵魂得享永远的救恩，也不能创建以敬畏上帝主权，尊重个人自由为特色的现代文明。可怜中国五四之后那些所谓的新儒家们，动不动就声称西方文化传讲功利竞争，惟独中国文化终始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幻想继续用陈腐的儒家文化来辖制中国人民。随着中国晚清专制政权的覆亡，皇帝专权在中国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可憎之物。既然皇朝的结束，儒生所跪拜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缺少了中间最关键的“君”，也就是扮演弥赛亚角色的皇帝，这使得许多儒生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竟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名流赞同，改为“天地圣亲师”！这些人并不了解何谓真正的基督教，甚至像唐君毅这样所谓的学贯中西的大儒，在谈及基督教的时候，仅仅谈及康德、莱布尼兹、费希特之流的哲学家的思想，对于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一致公认的基督教神学大家竟然一无所知，然后就把基督教判为比佛教和儒教低级的宗教，这样的愚昧和狂妄怎能为人生的导师和社会的先声，不过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而已。[3]
6．基督教必须为文化和宗教争战做好准备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今天，儒道释等传统宗教和法轮功之类各种民间新兴宗教纷纷出笼，填补信仰的真空。基督教在中国所面临的是空前激烈的文化和宗教争战。基督教会必须为这种残酷的争战做好准备。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赵天恩博士在反思中国教会和神学教育的时候，就极其痛心地指出：“今天叫教会愈来愈感到迷惘不安的，是她不知道该怎样牧养会众才是。这危机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急激改变而对教会产生的冲击力，另一方面，教会又不能训练出优秀的领袖，来面对改变中的社会。不少牧者都发现，他们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难怪年轻人会放下对牧师的期望，而自己走入世界寻找他们生命的意义了。”[4]可惜，在真理的托付上,今日中国教会仍然不能肩负起为万民树立大旗的重任，今日中国教会仍然只是在神迹奇事和人数增长上夸口，并没有为社会和普世教会贡献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像当初的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那样，既具备广度，也具有深度，在教会和社会上产生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7．基督教必然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主力军
真宗教的复兴有赖于基督教的复兴。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中华民族重建与复兴的惟一盼望。中国大地上充满了“贫穷的人”、“伤心的人”、“被掳的人”、“被囚的人”、“悲哀的人”，惟独上帝能够藉着恩惠的福音和大能的圣灵使我们得饱足，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慰，并且成为国家和文化重建的精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危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赛61:4）。重生源自上帝的恩典和大能，重建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责任和托付。
8．纯正的改革宗神学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当然，即使在基督教中也有败坏的宗教，东正教的圣像崇拜、天主教的教皇无谬都充满了各种偶像崇拜的毒酵。在基督教新教各宗派中宗教的纯正性也有不同。因此，本书所谈及的基督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凯伯尔、范泰尔所传递、阐明的纯正的改革宗信仰。正如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菲德所言，改革宗神学和新教其他宗派相比并不是种类或本质的不同，而是在有神论、宗教和福音主义信仰上达于更纯洁的程度。[5]范泰尔在其《基督教护教学》一书中，并没有泛泛而论，为一般性的基督教辩护，而是首先阐明了改革宗信仰的基本教义，然后为之辩护。[6]苏颖智先生曾经谈及当代神学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神学分析中，用词的定义是最基本的功夫，但在现今的辩论中，不但缺乏这样的定义，而且已有的用词定义往往十分模糊，有时不太适当，甚至有时犯了神学上的错误。这个定义的问题造成一种怪现象，便是持相同神学见解的人彼此互相辩论、不服。那时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7]因此，笔者师法改革宗神学之目的，绝非是自设藩篱，党同伐异，而是在上帝面前，为了对读者诚实、负责，并且保持用词的清晰性和一致性。所以，本书明确以旧新约圣经为最高标准，同时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教义规范来界定基本的用词和命题。正如范泰尔在其《系统神学导论》序言中所告白的那样：“作者的确信就是：惟独改革宗信仰准确地阐明了圣经启示，因此惟独改革宗神学，而不是泛泛而论的抗罗宗神学，才能装备人抵挡新正统主义这个当今时代最突出的异端。”[8]
8．改革宗神学是全方位的神学和思想体系
改革宗神学不仅仅是合乎圣经的神学体系，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思想体系。我们的口号不仅仅是抽象的个体灵魂的得救和自由，而是要塑造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个人”（a godly man）；在个人重生并成圣的基础上，建立“敬虔家庭”、“圣洁教会”、“和谐社会”和“自由国家”（a pious family，a holy church，a harmonious society, a free nation），使更多的人今生今世就能够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良心崇拜上帝，得享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人的丰盛的生命。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范儒勒强调：“圣经中所显明的独一的永生的上帝始终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他们如何组织、塑造自己的群体生活。”[9]在这一方面，笔者确信，惟独改革宗神学能够面对现实，为我们提供既合乎圣经，又切实可行的指导。笔者所竭力传递的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历代圣徒所认信的不变的真理，并结合自身所在的时代背景，将不变的真理在变化的时代中阐发出来。
[1]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Trans. By John Vried, ed. by John Bolts (Grand Rapids: Baker, 2003), P. 318.
[2] 巴文克：《基督教神学》，赵中辉译，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台湾，1993，39页。
[3] 参考方朝晖，“从新儒家看现代学术的方向”， 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107/0107061003.htm。
[4] 《中文神学教育研讨会报告书》，中文神学教育促进会编辑委员会，香港证道出版社，1973年，59页。
[5]参考B. B. Warfield, Calvin and Calvin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0), pp. 353-358.
[6]参考Cornelius Van Til, Christian Apologetics (Phillipsburg: P&R Publishing, 2003).
[7]苏颖智：《认识救恩》，香港，福音证主协会，2001年，137页。
[8] Cornelius Van Til,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Phillipsburg: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Vo., 1978), Preface.
[9]Arnold A. van Ruler, Calvinist Trinitarianism and Theocentric Politics, p.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