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苏格兰之旅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2)。

 

六月九日,与约拿单先生一起乘机前往苏格兰。晚上,“国际基督教协同会”在格拉斯格附近的一个名叫丹迪(Dundee)的小镇集会。大概有三百五十人参加,约拿单先生主讲,他用三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了他归正的经历,以及在北京的见闻,而我则用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分享我的见证。晚上在一位名叫安德鲁的基督徒朋友家住宿,当年葛培理先生在苏格兰讲道时他是主要的接待者。苏格兰人非常朴实好客,他们似乎瞧不起英格兰人的冷质彬彬。

六月十日早晨,安德鲁先生开车送我到格拉斯格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图书室,麦拉德牧师(Rev.Roderick Macleod)前来接我到他的家中。麦拉德牧师特别热情,一见面就在他的车厢后面拿出一件苏格兰纯毛大衣送给我。他说,这是一个刚刚死去的弟兄留下的,叮嘱一定要送给一位牧师,正好可以赠送给我。我欣然接受,一试正好合身,唯一遗憾的不是一个苏格兰牧师遗留的外衣,使我可以向以利沙那样祷告,恳求感动苏格兰牧师的灵双倍地感动我。从此以后,这件大衣成为我最喜欢的衣服,秋冬天气变冷时就披在身上,并祈求当初改变苏格兰的上帝也同样改变中国。我在麦拉德牧师家中吃午饭,他的太太既文静,又热情。两个孩子也向小绅士一样。改革宗人士在家庭见证上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要匆匆上路,不能更多交通。当天下午乘火车到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位名叫Duncan Maclean的基督徒律师接待我。他原来是苏格兰长老会教会的会友,后来却转到一家圣公会教会聚会。

十一日,拜见爱丁堡大学自由学院历史神学教授、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牧师卡特赖特先生(Hugh Cartwright)一家,一起共进午餐。卡特赖特先生本是爱丁堡大学自由学院的神学教授,一直在苏格兰自由教会,后来因为所在教会的败坏,就转会到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牧会,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爱丁堡堂会的牧师,也是该宗的神学教授之一。这位老先生的走廊里都摆放这书架,可见他也是一个爱书之人。从卡特赖特牧师家出来之后,一位名叫海默(Robert Hymers)的女士,领我参观爱丁堡。海默女士是忠心的改革宗女士,颇为热情,也熟悉宗教改革的历史。她带领我重点参观了当初约翰·诺克斯讲道的圣吉尔大教堂,诺克斯故居,以及当初的盟约者殉道和安葬的地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诺克斯的塑像,他抬头望着前方的听众,用一手拿着圣经,用另一手的指头指着圣经,使我情不自禁地缅想当初上帝兴起他在苏格兰改革的时候,就是靠着“圣经如此说”改变了整个苏格兰,我们今天对于圣经还有这样的信心吗?今天很多人,包括教会内的认识在内,缩小圣经的范围,诋毁圣经的权威,吃里爬外,数典望祖,真是令人敢到痛心!当初苏格兰盟约者在其旌旗上所写的口号“为了基督的王权和圣约”(For Christ's Crown and Covenant),从此以后,就开始刻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迎风飘扬。海默女士特别领我到当初一些盟约者殉道的地方,以及安放他们遗体的陵墓。我在那里久久矗立,浮想联翩。苏格兰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文化愚昧、政治腐败、教会黑暗、经济落后的小地方,当初上帝兴起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整个苏格兰才有大概六十万左右的人口。然而,正是因为上帝兴起这么一群为真理不惜生命的人,高举基督的王权,为自由而争战,使苏格兰整个所民族风气为之一转。因此,历史学家总结说:“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称为苏格兰的宗教,加尔文主义使苏格兰称为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那个国家最兴旺,那个国家就愈少有犯罪。其国民在全世界当中,也是被公认最有道德的国民,最彻底的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那个国家占有最大势力,那个国家个人与国民的道德,都达于最高水准,这些诚然是最有意义的事实。”(《预定论》,伯特纳著,赵忠辉译,改革宗出版社,337页)。基督教是最纯正的有神论,加尔文主义是最纯正的基督教,苏格兰是加尔文主义所结的最美好的果子之一。我在苏格兰考察,一直默默地为中国代祷,惟愿加尔文主义这基督教最纯正的神学能在中国扎根、发芽、结果。此心耿耿,谁人与共?约翰·诺克斯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只要你和上帝同在,就永远是大多数!”

十二日上午,在真理之旗出版社见到爱仁·慕理牧师(Iain Murruay),他曾经担任钟马田先生的助手,已经七十余岁,仍然是神采奕奕。还有出版社编辑约翰·慕理牧师(John J. Murray)。真理之旗出版社是由钟马田先生提议创建的,对于在英国和全世界复兴清教徒的教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未到英国之前,他们就曾经赠送给我一部分改革宗的神学书籍。当面致谢,倍有感慨。一时想起中国受无神论政府辖制的教会,随着魔鬼的笛音跳舞,主张“自传、自治、自养”这所谓的“三自”。对于罪人而言,最典型的就是“自主”、“自信”、“自义”,这一罪人的“三自”最起码要比政治口号现实。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和差传原则应是是“神传、神治、神养”!自古圣徒相通,岂是民族、文化、国界所能阻挡的?!

当日十一点四十分,乘火车前往尹沃奈斯(Inverness),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到达,换乘长途汽车前往丁瓦(Dingwall)。一下车就见到若斯牧师(Neil Ross)来接,并参加他们晚上的祷告会。若斯牧师非常博学好客,向我介绍了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历史,并领我去见创始人麦克法兰先生(Rev.Donald Macfarlane,1834-1926)的墓地。麦克法兰先生当初见到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开始背离真道,独自一人,提出抗议,创建了后来的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后来,我细细研读他的传记和讲道,很受鼓励。在丁瓦,若斯牧师送我一套马太·普勒的圣经注释,这使我感恩不尽。这套注释如今已经成为帮助我解经的重要工具书。

六月十三日上午,若斯牧师驾车把我送到尹沃奈斯,见到著名的莫里斯·罗伯特牧师夫妻(Maurice Roberts)。罗伯特牧师本来是在苏格兰自由教会侍奉,后来因为原先所在的教会走向新派神学,在教会的劝惩上松懈下来。罗伯特牧师挺身而出,提出“抗议”。“抗议”一词英文为protest,宗教改革中形成的“抗罗宗”( Protestantism)就是由此而来。在长老制教会中“抗议”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程序,要经过教会总会的审议,若是不成立,提出抗议的人或是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或是被开除教会。罗伯特先生坚持真理,并没有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受到各种攻击,还被赶出教会。罗伯特牧师的妻子因此心脏受到影响,曾经大病一场。这使我想起自己蒙召牧会之后,我妻子所经历的巨大压力,安全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弟兄姊妹的误解等等,因此深有同感。牧会之路是艰辛之路,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和怜悯。后来,罗伯特牧师和一群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牧师成立Free Church Continuing,根据圣经和法律,继续百折不挠地抗争。我去的那一天,罗伯特先生的妻子特意为我作了可口的中国菜,使我倍感亲切、温暖。晚上在他们教会的祷告会上,罗伯特先生和我用一问一答的方式介绍改革宗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在尹沃奈斯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见到当地的一位弟兄,他手中拥有一本《忠心的侍奉》一书的作者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1813-1843)当初所用的一本圣经。他特别指给我麦克谦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经文下面所画的重重的记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从此以后,这节经文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六月十四日,乘火车到普罗顿(Plockton),沃敦牧师(Jan Van Woerden)把我接到他的家中。沃顿牧师本身是荷兰人,曾经在非洲宣教,退休后和原籍苏格兰妻子的返回苏格兰。他们在家就在湖边,原是渔夫打鱼时临时居住的地方。依山傍水,非常秀美。晚上,我就苏格兰教会的情况请教沃顿牧师,颇有收获。十五日上午,沃敦牧师开车带我去参加Associate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一个聚会,这是从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分化出来的一个教会。从聚会的情况来看,这个教会的风纪开始向现代风俗倾斜,有的妇女仍然带着帽子,有的妇女则开始自由打扮,牧师的讲道并不严肃,缺乏感力。

六月十五日,经尹沃奈斯换乘火车,前往苏格兰北部重镇阿伯丁(Aberdeen)。所摩赛博士(Dr.Douglas Somerest)接待我。傍晚,他驱车带我参观阿伯丁市容,参观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还看到托马斯·华森牧师(Thomas Watson,1620-1686)在阿伯丁的故居。所摩赛博士本是阿伯丁大学的数学教师,蒙召学习神学,准备接受按立,参加教会侍奉。以上所拜见的牧师长老大多已在五十岁以上,是教会中的长者,我多是聆听他们的教导。所摩赛博士年龄和我相仿,因此,就有很多倾心的交通。他特别向我推荐瑞士改革宗神学家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1623-87)所著的系统神学(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这也是苏格兰自由长老会在系统神学方面的制定教材。当初美国长老会系统神学教授巨臂查里斯·赫治和达伯奈都指定学生研读此书。后来,我到伦敦司布真会幕书店,一见到这本书就赶紧买下来,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带回国,颇有受益。

六月十七日,从阿伯丁乘飞机到伦敦路屯机场,惠蒙伊利莎白女士到机场接我。伊利莎白女士是一位具有灵恩导向的姊妹,非常热情,她也是国际人权方面的律师和专家,我从她那里学习到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她帮我把行李安置在约拿单先生在伦敦的居所,然后乘伦敦地铁前往司布真“会幕书店”。亲临司布真先生当年布道的地方,拜读他的很多著述,心情非常激动。上帝兴起司布真先生传讲恩惠的福音,带来极大的复兴。可惜,囊中羞涩,行李也受限制,很多好书不能购买,至为遗憾。后来访问新加坡承蒙朝圣者圣约教会,承蒙林(Rev.J.J.Lim)牧师赠送一套司布真所著的三卷本《大卫宝库》,灵修默想,引为至宝。

六月十八日,应伦敦三一圣经协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秘书长保罗·罗兰先生邀请,参观该会,并与该会诸编辑会面,交流圣经中文翻译之事。下午,罗兰先生送我到机场回北京。罗兰先生也是一位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长老,对改革宗神学忠心耿耿。他给我留下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上帝说话了,人当静默聆听!”

回到北京,最大的感触就是失去了那种自由的感觉。在英国期间,一直是无拘无束。虽然是很多英国人在基督教信仰上走下坡路,但毕竟有上千年的底蕴,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普遍受到他人和社会尊重。而在中国,朋友几十个可以一起喝酒、抽烟,搞点小动作,议论议论时政,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若是几十个人一起读圣经,一起敬拜上帝,似乎就必须得到国家的允许方可。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怪事!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堂堂大国,对于公民的宗教崇拜却是如此恐慌呢?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普遍高举人权的时代,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却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呢?为什么花费巨额的百姓血汗钱,开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宣传机器,向百姓灌输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却拦阻基督教真理的自由传播呢?人时间常常有许多荒谬的事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将来的时代再看现在的事情或许更清楚。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当时的人是用献血和着眼泪谱写历史,后来的人则是轻松一笑,信笔挥洒,把历史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岂不是人类历史的悲哀吗?!当然,与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相比,中国确实进步了,而且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人用生命换取的教训,也是上帝的恩典。唯愿上帝怜悯,使更多的人归向圣经真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宗神学的宝贵性。

在英国期间,一边读书,一边默想,总是禁不住把圣经的真理、西方的文化与中国的处境联系起来,思考回国以后,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处境中更好地服事。如今回到国内,唯愿上帝怜悯,赐给安静的时光,使我藉着翻译、写作、牧会,把改革宗神学传递给更多的人,使中国也成为一个敬畏上帝,高举真理,尊重人权,长治久安的国家。“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